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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构建:路径与方法

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构建:路径与方法

内容摘要:如何把中国的阐释学运用到世界史研究领域,对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仁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研究世界史,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史。

关键词:作者简介:  如何把中国的阐释学运用到世界史研究领域,对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仁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研究世界史,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史。

它的根基、它的依靠,其实还是中国的历史学。 中国的历史学在世界上是最完备、最好、也最有传统的,这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资源,是一座发掘不尽的世界宝库。   一、中国历史学的方法和功能  中国的历史学是求真的历史学,追求实证,有错必纠。 中国的历史学也是考证的历史学,它敢于求善,敢于修正一切谬误。 中国的历史学更是创新的历史学,它通古今之变,根据不同的场景随时调整史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学是重视垂训的历史学,它搞资治通鉴,总结历史之得失,有效参与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 中国的历史学是有体系的历史学,小学功底姑且不论,但重史料、重实证、重理论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中国的历史学是高情感、高境界的历史学,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要实现世界大同。 这样,中国的历史学具有能够帮助我们构建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一些功能,如纠错、修正、促进和谐、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研究对象、重实用、重垂训、重参政等。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真、善、美、用、通五个中国字。

这些都可以运用到世界史的研究中去。   纠错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世界史上的一些错误,破除西方史学中的某些强制阐释。 例如:“近代早期世界文明”这个概念,就是西方学者根据欧洲的经验制造出来的一种强制阐释。

“近代早期”,最早出现于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之中,被用来描述1400—1800年间或1500—1750年间的欧洲历史。 这样阐释欧洲文明是没有问题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连同地理大发现和民族国家兴起,奠定了欧洲向近代过渡的方向。   20世纪中期,这一概念被西方学者引入世界史的研究之中,出现了麻烦,因为原生于欧洲的这个历史分期并不适用于分析整个世界。

西方学者讲近代早期,无非是在讲欧洲的经验。 但西方人写世界史,却想把欧洲的经验推向一般,具体的做法就是把与此同期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都算作近代早期文明。

更成问题的是,在他们笔下,欧洲是一枝独秀,是西方文明在影响世界。 与西方相比,其他的文明,不是落后,就是都衰落了。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观点当然是名不符实的。

一是各国的近代性是多元的;二是各国的近代性主要还是靠其内部的驱动力来触动的,尽管横向联系在增强,但在当时,诸多的变革主要依靠的还是内部的驱动力,而不完全是来自外部的横向压力;三是涉及历史分期的重新认定。

例如:明清之际中国的国力很强,是否应当有中国自己的近代早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所以,打破西方的强制阐释,会涉及对这段世界史的改写,这会引发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另一种强制阐释是宣扬宗教改革失败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杰拉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教授提出了宗教改革失败论。

斯特劳斯认为,新教的传播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新教徒传递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城里的富裕市民说的……然而,对大多数的男女来说,却在新教的教义中找不到任何什么有利于生存的价值,因为新教教义并未尝试将其训诫与普通人的实际需要和意愿结合起来。

”①斯特劳斯认为:路德宣扬的理念是迎合城市贵族而不是针对平民的,因此平民对新教思想普遍冷淡。

此论一出,就有人宣称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也是失败的,加尔文的改革在法国也是失败的。

这种解释完全不符合事实。

因为路德的阐释对象是民众,结果是形成了社会共识和新教共同体。   中国的史学除了有错必纠之外,还具有修正的功能,这能够帮助我们修正世界史上一些概念。 例如:西方人谈“近代民族国家”,主要是从国家结构的变化来论述的。 欧洲中世纪政治分裂、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的大部分也通过契约被掌握在私人手里。 至15、16世纪,欧洲出现了近代国家:国家统一了,主权完整了,还建立了常备军、官僚政治和统一的司法,被认为是与中世纪很不相同的近代民族国家。 这种观念,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是需要修正的。   主权国家和完备的政府机构在中国出现得很早,秦皇汉武时代大致就已经具备了。 我认为:要阐释清楚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仅从国家结构变化来分析是不够的。

这里至少要有五条线索。 一是如上所述的结构变化;二是“民”这条线,如民生、民意、民愿、民权、民主,乃至于林肯所说的民治、民有、民享(“by the people,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三是民族的发展,需要有大的民族文化认同,如产生出中华民族、德意志民族这样的大民族概念;四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是与民族国家兴起相配套的民族文化兴起,具有人民的需要、知识精英的创作和国家政府的扶植三个要素。

以英国为例,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出了人民的需要和知识精英的创作,而英国政府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加以扶植,在剧场兴建、审查制度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五是“近代”的含义,这要看政府是否大力推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意愿能否通过议会得到认可。 这样,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才能算是比较完整的了。   中国史学强调通古今之变,要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调整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我们世界史的研究对象,也应当根据我们国家的发展和需要随时进行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发展经历了规律探寻、知识型世界史、研究型世界史三个阶段,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就是中国的世界史阐释学。 第一个阶段,在中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体系;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要求对每个国家都要有所了解,出现了填补空白的知识型世界史;第三个阶段,是研究型的世界史出现,特点是学术性增强、有了“命题意识”、根据需要开辟世界史研究新领域、注重发现,旨在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向世界;第四个阶段,就是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特点是要成一家之言,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谈对世界的认识,最后形成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派。 上述进步,体现出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与时俱进。

  中国史学分析国家的兴衰存亡,最终目的却是要实现世界大同。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今的世界,其实也是在朝着世界和谐这个目标发展。 何谓现代国家我认为,就是实现了6种和谐的国家,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国内与国际的和谐、政治精英与专业精英的和谐,以及最后,中央与地方的和谐。 这种现代国家的理念,是从中国史学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世界的发展却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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